去年以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我国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国民经济年度增长目标的实现。一个时期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身也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件大事，但如何正确看待积极财政政策，人们的想法并不一致。我们认为关键是充分发挥它的整体效应。
首先，积极财政政策并不仅仅是指政府发债、增加投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实质上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特殊环境下的、积极和理性的运用。从根本意义上讲，财政政策不外乎有两种类型：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前者主要内容是：增加政府投资支出，转移性支出和减税；后者则相反。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是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运用，而不能仅着眼于某个方面，既要充分注意每种政策手段的特点，发挥它们对经济影响的乘数作用，又要注意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效应。就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而言，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导手段。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和个人投资预期看淡，只能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间接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央财政困难，通过发债来增加政府投资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能忽视其他两种手段的有效运用，它们同样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减税政策而言，由于受我国税收环境、税制结构、税收收入比重等因素制约，从整体上看，我国并不存在减税的空间，但就结构讲，减税手段仍值得重视。税收在直接、间接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应当说，积极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潜力还很大。再就转移性支出而言，且不谈其对经济影响同样存在乘数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有其特殊意义。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结构优化，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等任务，在调整时期内反而会有所加重。转移性支出对财政支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对财政自身是挑战，更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大局。所以，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是兼顾三种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以期发挥财政政策的整体效应。
其次，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效应，同时还要考虑到各种政策手段的差异性，实现宏观政策目标的优化组合。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兼顾社会公平。当然应当有所侧重。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在优先考虑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应该考虑与其他政策目标的组合，比如，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提高企业投资预期、增强居民信心、改善产品出口竞争力等等。
再次，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效应，重点还要注意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历来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两种手段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市场状态下，各有所长，应当相互协调、配合。以财政政策整体效应机制来分析，当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时，积极财政政策首先影响商品市场，引起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同时间接影响货币市场，引起利率上升，进而在商品市场上产生反响，引起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会因货币市场供不应求导致的利率上升和投资下降抵消一部分。这样就需要货币政策的适时配合，比如降低利率，使抵消部分成为最小。实践中实现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件不容易的事。当前，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应主要体现在国债的发行和运作上，实现政府调控意图。在这一过程中，要尽量做到商业银行的谨慎管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和财政低成本筹资的有机统一。另外，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在刺激消费需求、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及开拓农村市场等方面作文章。
最后，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效应，还要体现在寻求新的着力点方面。应当承认，当前形势下，税收和国债手段的运用空间正在变得窄小，大幅度增税不太可能，发债的余地更是越来越小，必须寻求财政政策新的着力点，这就是国有资本管理政策。国有资本管理政策不仅仅包括作为传统财政政策的利润手段在内，不仅仅只是对利润的分割、取舍，而且包括对国有资本形成与集中、运营与调控等全过程的管理。特别是十五大后，在所有制形式和国有经济理论上突破及国有资本管理手段自身的优势，为国有资本管理政策运用拓展了空间。国有资本管理政策在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用资本市场筹资变现、缓解财政压力等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应该成为财政政策新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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